這是一個最激動人心的時代，也是一個最令人無奈的時代；這是一個憑感官就能感覺到眼前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認真沉思便能意識到人類面臨難題無解與絕望的時代。因為移動互聯網中，全球化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摩爾定律主導的信息計算能力快速反覆運算，兩種力量相互推動，促進着信息加工與傳輸實用技術的快速進步，光傳輸和量子計算技術對算力的最新突破，以深度學習和機器學習為標誌的程序設計技術與演算法革新，更為人工智能產業帶來更為高遠的想像。另一方面，基因複製、阻斷和測序技術的進步，正在開創生物微觀技術領域的革命性進步; 加上人際間、組織間和國家間市場競爭制度的壓力，人類技術創新行為被棘輪式地推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反覆運算軌道，疲於奔命的人，沒有時間和精力停下來沉靜與思考。因此一種不加思索的新技術讚美、期盼與崇拜，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時代風潮，引領並主導着人類的輿論與群體行為，在快速前行中給人類帶來鴉片食吸類的饑渴期盼以及事後的迷茫與不安。人類焦慮、抑鬱、暴力傾

向、群組性衝突、國家間衝突，正在成為新時代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並未因新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而減少，反而因新技術發展而迅速增加，因此，深入思考並尋求新時代人類精神追求與物質追逐之間的平衡，不僅是理論與信心來源的解釋學的需要，而且是人類減緩衝突、斷裂，從而減少焦慮、增加福祉的現實需要。

人類文明史展示出人在歷史中的兩大優勢，就是組織化與文字信息的記錄和傳播；人在歷史中最容易犯的兩大錯誤，就是驕傲和健忘。可離分。

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無論多麼紛繁複雜，都可以概括為人類關於“人的能夠”與“人的應當”之間矛盾、衝突並相互推動的歷史。人類有文字記錄的可考歷史，可追溯到6 000~7 000 年前蘇美爾人的楔形像形文字，5 000~6 000 年前埃及的像形文字，3 000 年前衣索比亞的像形文字，以及華夏文明3 000~4 000 年前的古漢語像形文字，而由字母組合的結構功能化文字發端則要晚一些，大約在4 000 年前左右，主要文字有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印度梵文等，阿拉伯文的出現則要晚很多，迄今回望只有大約1 500 年的歷史。但由於地緣政治的變化特別是貿易和戰爭的影響，發軔古老的像形文字在運用上逐漸消失掉了，整全性的運用只剩下漢語語系，其他地區則主要由字母組合的文字所替代。漢語語系在東方文明中守住了像形文字的歷史根脈，並通過近現代的白話文運動，推倒了橫亙在這兩大語言系統之間難以逾越的牆體，使西語中以英語為代表的結構功能化文字影響力，迅速擴展到新的漢語結構中，從而使漢語獲得了嶄新的生機與活力。在這些有文字記載的可考歷史中，文字的記錄與傳播猶如一個金字塔結構，從神學哲學思考的頂端往下，縱跨文學藝術啟示，政治治理結構與戰爭，經濟發展與貿易往來，社會自治與風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具體細節，不一而足。而這種分層、分類的縱向結構之間，存在着一種文明內部的某種終極性深刻的邏輯一致性。因此，如果從思想史的深層角度去觀察和比較，我們就能夠找到一種東西方文明比較的獨特視角，窺見東西方文明演進差異背後的深層原因，窺見被我們今天稱頌為“現代化”文明的深層定義，以及不同文明系統內部思想與歷史互動的神聖源頭與權威源頭之差別。我們由此找到一種辨析人類當下所面臨問題的深層思想觀和歷史觀，使辨析找到一種可比性底層邏輯，這便是本書想去探索的研究與分析路徑。如此大膽的想法對我而言，似乎過於狂妄和不自量力，因此我一直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閱讀相關文獻並思考。奇妙的是，五十歲生日之後，由於更年期的深度失眠，我能清晰感知到物理生命“死亡”的迫近感和近距離感。自此開始，除了歷史、哲學和神學思想者的著作之外，我無法閱讀其他著作。經過十多年的閱讀與思考，特別是命運的反復擊打與試煉，我在四年前提前退休，兩年前開始寫作。

我嘗試着將歷史與思想史之間的邏輯聯繫建構起來，去勾勒現代化文明起源與醞育成形的歷史脈絡。我嘗試着將人類在3 500 年前到1 700 年前形成的有文字記載的思考與思想，概括為人類第一次大反思。這與思想史界的第一軸心時代的思想不同，第一軸心時代的思想發生在2 700 年前到1 800 年前。我以為人類第一次大反思應當包含古希伯來信仰思考，印度古老而深邃的吠檀多哲學與信仰思考。當然，古希臘哲學思考、中國春秋戰國哲學思考、佛陀哲學思考以及基督信仰引發的哲學思考，是這一時期人類思想的重要部分。這一次人類大反思，是一次人類對其所面臨終極問題和絕對真理問題的發問與反思，討論了自然哲學與人文哲學的種種命題，重點設問並回答了人從何處來並向何處去，以及應該如何處置自己此生生命的“人的應當”，以及“人的能夠”與“人的應當”如何交錯衝突的種種問題，這次大反思涉及問題的深度與高度，此後直至今日為止的人類，從未達到與超越過。

我嘗試着將公元1 200 年至1 800 年的核心思考，概括為人類經歷的第二次大反思。這包括對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再研究及其與基督信仰的再次整合，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佛陀信仰的東亞移植與南亞吸化，宋明理學與儒學儒教化，現代公益的發育與科學的躍升，人類理性自主與啟蒙運動，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市場化制度的建構與現代法治化建設等等。這次大反思以基督信仰深藏着的“人的應當”作為人的生命獨特尊嚴與個體生命之間擁有平等自由權的神聖源頭，從根本上解决了人的個體尊嚴與平等自由權源於上帝造物主的神聖性與權威性，源於耶稣基督遵循上帝旨意在十字架上的贖罪祭與復活帶來的挽回祭，為人作為被造物與造物主之間的關係連接，架通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神聖橋樑。這一信仰作為神的理性，從根本上定義了人類歷史的時間與空間，從根本上定義了人與其他受造物的本質差別，從而定義了人類生命尊嚴的獨特性，從根本上定義了人類社會根除暴力與奴役的真理與道路在於“愛”與“寬恕”，從根本上定義了堅守“愛”與“寬恕”的根本，在於保持人與造物主之間的神聖關係；從根本上厘清了只有在神聖的人神關係中，才可能保持人的“感恩”、“知罪”、“悔改”、“喜樂”、“平安”、“愛人如己”、“寬恕他人”、“神聖盼望”的生命品性與人的應當。在這樣生命個體聚集的社區與社會中，啟蒙時代的海洋學派思想家們通過深刻辨析與思考，確信政治與經濟立法，必須以構建造物主上帝賦權人的人際間公平競爭，以及代行公共意志的政府系統能夠公正裁决為出發點，才能使人源於上帝賦權的個體生命尊嚴與平等自由權，得到最為充分的顯現。這種顯現與保障，便是基於基督信仰基石所創建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三大市場競爭制度，而此種制度的生發，則植根於具有共同信仰之獨立個體公民之間訓練有素的公益自由結社與社會自治精神。這種自由結社與社會自治建構精神，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人的想像力與創新力，將人類群體性“人的能夠”充分發揮、展示並極致挖掘，將人類群體性“人的應當”的悲憫與博愛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諧一致，從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現代化”文明範型。因此，代表人的普世化現代性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基石，是在這一次大反思中形成的，它為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等三大市場競爭制度的構建，接通並夯實了基督信仰之神聖而權威的根基。由此將人類歷史中體現“人的能夠”的文明與繁榮，以及體現“人的應當”的生命品性、愛與寬恕的人際關係和諧，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可是，自人類第二次大反思末期開始的大陸學派啟蒙運動，將人類離開上帝實現獨一理性自主的“左傾”思潮，在19 九世紀推到了存在主義與財產公有化的另一極端，這種極端化思潮，帶來了嚴重違背三大市場競爭制度的公有制國家壟斷大實驗，這種20 世紀的國家壟斷社會大實驗，給這些國家帶來了驕傲與健忘的巨大歷史創傷。而在全球化席捲的國家中，強調人類依靠科技實現人類獨一理性自主的科技崇拜浪潮，推動着極端實用主義的無度演進。科技越發達，新工具崇拜就越盛行。商業化對政治與社會的滲透越深，人就越在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中迷失方向。廣告業越發達，人就越被流行風潮所席捲而失去獨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而在這種流行思潮驅使下的人，也會更加驕傲和健忘。沒有人能擺脫一生的壓迫感和無度忙亂感，心中只有貨幣計量的財富和用掌聲或點擊率計算的名聲，恰如末路狂奔而不知航向。因此，人類面臨着第三次大反思的大事因緣與歷史叩問。如何回應人類第三次大反思的歷史呼召，深入思考與辨析生命的意義在新時代背景下的“人的應當”，已經成為人類最大的也是最緊迫的問題。因為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環境惡化、恐怖主義、核武威脅，每項人類自以為傲且體現“人的能夠”的群體性技術創新積累，都可能終結人類。所以，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在他生命最後一刻留給了人類忠告：“人工智能 , 或許將終結人類自身”，這的確意味深長而發人深省。

當然，本書的嘗試也許是膚淺的或被認為離經叛道的，也許因寫作風格是寫意式而非經典考據式的而受人詬病，也許很多論點未經嚴謹的文獻引用和論證為人所不喜歡。但在今天這個社會科學分工細緻和過度企圖自然科學化即數學化的時代，為了學術的比較和贏得學術地位，人們習慣於在每片樹葉乃至每片樹葉的一條葉脈上精雕細琢，而忽視整棵樹乃至整片森林之間的多維空間邏輯和歷史邏輯。也許這是一本閒書，但如果它能提醒人們去關注人類思想史和人類群體行為之間的互動，對於人類文明的演進存在怎樣深刻的底層邏輯關聯，能啟迪人們面對日益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仍能保持整全性思考和精神信仰等方面哪怕有一星半點的作用，我也就因此而心滿意足了，正如一位老者將其畢生經驗教訓和生命體悟促成的思考轉化成滋養來者思考的肥料般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