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关于生命价值与公共精神的对话录

序一

           从爱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名噪世界的流行代表作《第三次浪潮》开始，到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使全球洛阳纸贵的《地球是平的》出版，此时，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结束了近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加入国际分工与世界供应链整合的行列。因其放开经济巿场而诱发出渴望致富的国民饥渴之动力，加上劳动力成本低廉之人口红利效应，中国投资创业成风，逐步变身为供应链末端的世界工厂。通过四大洋上来往穿梭的万吨轮与集装箱，全球的原料、粮食和能源都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经过供应链拉动的“世界工厂”泰勒式标准作业流水线加工制程，其产品再源源不断地再运往五大洲。中国沿海港口成为全球吞吐量排名领先的货物聚散地。

      随之，华尔街为首的全球投资家涌入香港并上海，将资本导入与中国供应链相关联的企业，并使之在华尔街、香港、伦敦及上海上市，被中国人口红利激发起来的未来世界预期与想象，被转变为全球资本巿场上各种公司的动态 PE 估值，将股票倾销给全世界。一时间，以股票货币计量的财富暴增，推动着中国城市化与房地产业近20年的长涨不跌。财富的涌流海啸般汹涌扑来，不断刷新中国人的眼界与认知，并再度卷起弄潮者前所未有的商业雄心与全球化流行风潮。中国人才与世界交流的大潮兴起，中国成为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最多并生发“海龟”回国复制创业的第一大国。

        由于“世界供应链”、“华尔街资本”与“全息人才”的全球化整合，中国国营企业与顶级民营公司，得以裹携着中国集权政治家族和华尔街大佬们在全球上市，销售那被资本市场过度估值预期的未来想象，从而使经济上层与政治权贵们迅速登顶财富。御用经济学家与宏观经济学家们则在全球达沃斯论坛、博沃论坛等广告市場上奔走相告，置身耀眼的电子大屏下兜售着前所未有的经济骄傲，收获着以点击率计量的掌声与出埸费。但终因政治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滞后，缺乏公众监督与政治制度制约的跛足体制安排，终究诱发出普遍性的政治家族腐败与前所未见的权力寻租，导致普罗大众不能再像20世纪80—90年代那样，通过商品市场改革的涓滴效应而从新增涌流的财富中分享到基本应得的经济成果。同时，寻租从而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表象繁荣越来越难以掩盖日益加深的社会深层裂缝带来的无尽张力，并势不可挡地演变为中国“大生产而小消费”与美国“大消费而小生产”的大国张力、行业长消与政治对垒。这种对垒不可阻挡地日益加深，而不论《地球是平的》作者如何信心满满地代表华尔街宣称：全球已变为地球村，全球化分工合作必然成为人类“大同世界”理想的高度共识，从此人类各国将不再孤军奋战，可以协同在全球化分工与整合大潮的旋律中，共乘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新科技装备的全球化大船漂洋过海，琴瑟共鸣而和声满满。

       突然，新冠肺炎引发的“大流行”肆虐全球，其广度与深度远超以往人类历史的记录。通过现代基因技术mRNA 对疫苗进行快速反应临床模拟试验与制造分发，辉瑞公司和莫多纳公司对全球贫富不同的国度，给出了与其支付能力相匹配的价格，甚至对一些贫困又急需医药的国度，采取了相应的捐赠模式。若非如此，事态或许更为严重。静下来换位思考片时，真的应当有感恩上帝的灵动，如若不然，不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病毒将造成什么样恐怖的生灵涂炭。可明显的是：全球专制政体和政治市场化民权政体，在对这场大瘟疫疫情的认知和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医疗管控方式等等方面，却与过去40年和声满满求同藏异而了无差别的经济全球化所唱响的主旋律，如此地迥然不同，泾渭分明地突兀分开，硬生生地突显出来，以致任何一个有常识常理和常情的人类个体，凭直觉都能感受到这种无法掩饰与抹平的差异，它深刻地彰显出“地球不是平的”。“地球是平的”，乃是一种吃了迷幻药之后因过份强调“同”而忽略“差异”的思维模式，应当终结。

       这种对待疫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的差异，犹如两株植物的花与叶，在那个时间里让人一看就赫赫然明瞭在目；而在花与叶下边藏着迥然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犹如支持花与叶的树枝，需要稍加抽象分析才能让人看清；而支撑着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国民现代性与普世价值观，如个人自由与责任、平等自由权、社会公平与正义等等，是支撑着树枝借以冠盖繁荣的树干，则更加难以分辨，需要深入思考与辨析才能理解；最终支撑树干且为其提供源源不断力量与智慧泉源的部分则是树根，那便是神圣信仰的力量，它涉及到是否有真神参与而让人所体悟到的公共神圣与公共权威，涉及是否公平正义地无差别对待个体生命的公共性圣洁与爱之源头活水。正是树根的差异性，从根本上主导着这两株植物差异的可持续复制。太阳底下无新事，只有你选择观察花与叶还是茎与根的差异而已。

        我与杨鹏，都是云南同乡。除了我比他年长的差异，我做过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臭商人”经历差异外，我们俩基本上都共同经历了中国从“第三次浪潮”到“地球是平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都有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和参与第三部门公民社会构建的生命体验，都经历了这个社会的一波三折与起伏跌宕。杨鹏离开壹基金秘书长岗位后回到他所迷醉的“国学”研究领域，不舍昼夜，著作等身；我则在2015—2018年间撤离了凡二十年生命倾情卷入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改革创始人与中和农信小贷公司创始人的志愿者公益岗位，回到我生命激情叩问并作答的东西方思想与信仰比较研究，完成《人的应当》之写作，并于2020—2021冬春之际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和杨鹏又曾经沧海难为水后在思想史研究这个领域中重逢，有机会同频共振。

       大疫情之新冠肺炎暴发时，我的心被悬空抽碎，不知世界这辆“全球化”列车，要把人类拉到哪里去？让我资助在乔治城大学澄心计划结业回国的校友会同仁做了灾情评估，发现山区的孩子们因疫情停课而急需平板电脑，迅即做出了向山区有需求的孩子赠送2000台平板电脑以帮助他们恢复学业的紧急行动计划。随后大疫情袭击纽约，从医务人员到公共服务人员均无口罩等最基本的防护物资，我再次与校友会同仁发起百万美元购买口罩加救援的国际紧急救助行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目瞪口呆，人被强制性封闭在愈愈缩小的物理空间里不能流动，社会的横向连接与整合被完全切断，垂直管控、垂直指挥与垂直整合再次成为唯一的社会组织管控方式。公益，已然成为不可能事件与不可能通路。而那些生产和消费的供应链环节被疫情彰显出的断裂，亦骇然在目，横亘在生命救助与供给中断之间，令人无法推诿。

        我和杨鹏在中美各自亡命天涯，天各一方。当时我的新书《人的应当》刚刚出版，也没办法做线下聚会，杨子云和徐会坛提议组织几次专家在线对谈，使我用《人的应当》作为媒介，与资中筠、何怀宏、丛日云、王建勋、任剑涛、陈浩武、魏甫华、崔维成、杨鹏、张笑宇、王俊秀、张伯驹、康晓光、李小云、徐晶、朱健刚、刘婉媛等学者对谈并得以请教。何雪峰提议做线上读书会，使得我用《人的应当》作媒介，有机会跟许多年轻一代的阅读思考者交谈对话，从他(她)们的时代苦闷与彷徨中寻求破解之思。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际遇中，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不断加剧，从而使各种政体政策模式的差异与各种价值观个体行为模式的差异显明之际，我们心中过去凡四十年来“求同”“藏异”的全球化“世界大同”理想模型，倾刻坍塌，露出了其底层逻辑差异的森森白骨。因此，当杨子云提出要我与杨鹏做个跨时空的系列思辨对谈时，我便毫无犹豫地答应了。今天摆在诸位面前这本《求真》，便是我和杨鹏从2020年5月17日到2021年5月24日期间所做的九场跨时空对话实录，由杨子云记录并经宋厚亮团队编辑整理而成。

       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历史的人文思考和社会构建，在表象的人与他者公共关系模式之下，总是隐藏着社会公共制度建构系统、人的公共价值观法则系统，最终深藏着对上帝这一绝对性公共神圣源头的信仰根基。在历史的个案演绎中，一个国家浅表层的建构常因受到外力的影响和内部某些重要人物的影响，总会出现一些历史性突变。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苏东解体与柏林墙倒塌等等等等。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信仰的底层逻辑不发生变化，浅表层的社会公共建构往往会在历史演进中发生变形甚或坍塌，从而使系统的表层建构又不得不回到原本逻辑自洽的深层原初状态中，这每每使那些前卫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们感到沮丧、痛苦乃至绝望。但人类历史中诸如伊朗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生发的“伊斯兰革命运动”，俄罗斯及其诸斯坦共和国上世纪末以来不断涌现的民主政治“终身沙皇化”选举，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所显示出的“大和民族精神绝对化”，德国的“德意志精神绝对化”，以及今天正在生发的新冠大流行病毒导致中央集权式物理性管控绝对化，都是一个个的鲜活案例。这些案例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逻辑硬币的两面：第一，人与绝对永恒无限的唯一真理上帝之间，是否存在着公共精神及普世价值的深刻关联，从而可以通过制度构建去保证每个人的个体生命，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独特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进而拥有因灵命被造而被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平等自由权”？ 第二，因此，任何个体人甚或任何群体，无论他和他们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和政治权力，巨大的名誉、财富与社会影响力，都仍然是上帝的被造，都不可能跨越人与神的无限鸿沟，从而被包装至绝对化地被制造为“人间偶像神”去取代上帝，从而用他们被绝对化的权力、观念、影响力、财富等等去奴役其他人，使其他人丧失掉上帝真神赋予人的独特“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毁坏掉其他人源于上帝赋予的“平等自由权”。因此，在上帝这一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缺席的地方，诸如人的“平等自由权”和独特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以及“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公共建构，是必然缺乏坚固的深层磐石基础而容易被传统文化的幽灵回潮所解构掉的。而这个深层磐石基础的表现，便是新生代是否对上帝的公共信仰数量具足，从而生发坚定普世价值观之国民现代性。

       因此，真，是善的前提和基础；绝对唯一真，是真的前提和基础。善的本质，是公共性；最普世的神圣公共性，只能是上帝及其本性——至善。科学技术所揭示的真，只可能是相对真而不可能是绝对真；这个世界上人所自以为是的“善”，也只能是极具相对性的善，甚或常常是出于“私”而非“公共性”的主观判断；离开上帝至善之光的照耀，任何相对的善，都会变得飘怱不定，需要许多条件和假说去解释与支撑。如果离开绝对真与至善的绝对性公共参照，我们就无法定义人，或者说只能定义物理意义上而非灵性意义上的人。如是这般，我们常常就模糊掉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最终使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全然被丢失。而这种全然丢失，又恰好为人间造神、偶像崇拜，从而为强权下人对人的奴役，铺平了国民性中“自神”与“造神”的双向道路。人类在这个世界历史中兴建的一切人间炼狱，其对生命尊严与自由平等所解构的痛苦，无不由此生发。

        感谢子云的倡议与辛勤工作，感谢厚亮及团队所做的文字编辑工作，感谢董峰自《人的应当》发行以来到本书出版的社联工作，感谢叶盈严谨的组织与管理运营，没有你们的激情支持与辛勤劳动，本书的出版发行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一切的感恩与赞美，当归给造物主上帝，当归给绝对、永恒、无限与至善的上帝，当归给爱与公义的上帝。

                                                                                                                                           何道峰 2024年4月11日於香港中环